西貢企嶺下海東面雞公山腰上，有一條普通的客家村 – 黃毛應村。 這條偏遠的天主教小村，在歷史的安排下。成爲其中一個香港抗戰時期的舞台。
鄧振南先生，1923年在黃毛應村出生。小時候在村内的生活不富裕，但一切都悠然自得。他童年時在村校學習古詩古文。
鄧振南搬到深水埗後，他爸爸開辦了一家小店經營和生產石灰。而鄧振南就在福榮街附近的一間民辦小學讀書。當時的陳校長是西貢鹽田梓人，而陳校長和黃毛應的村民多是天主教徒，所以和教會有聯繫。
鄧振南在小學畢業後，曾想投考大埔師範學院，但因爲只有十五歲而不被錄取。當時青山道寶血教堂林神父知道鄧振男賦閑在家，就寫一封介紹信，推薦他到喇沙書院升學。鄧振南在8C班讀了一年後，覺得和外國同學的習慣不同，就轉到華仁書院。
鄧振南在學生時代參與很多足球活動，並在青少年足球員中聲名遠播。《香港南華體育報》常刊登他的照片，稱他做「小球王」。
1941年12月8日。當日鄧振南如常步行返學。在途經太子道的時候，聽到上空一陣高頻嘶嘯，這道巨响好像將天空撕裂。
原來當時日軍軍機正飛往轟炸啓德機場。鄧振南向北望去，只見到啓德機場黑烟滾滾。鄧振南記得當時軍機飛得非常低，甚至可以看到機師的樣貌。此刻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。
從此日起，鄧振南就失去青葱歲月。他無法再上學。爸爸的石灰店，又因數以萬計的港人走難離港，很多賬款無法收回。一家生活頓時陷入困境。一段時間後，全家只好搬回西貢。此局勢下他既失業又失學，只能游手好閑。
鄧振南回到西貢，當時十九歲的他，每日就跑到山上觀察，看到日軍從九龍不斷炮轟西貢鹽田梓海面的船隻。當中有漁船、遊艇、或部隊的貨船。看到每天海面上炮火連天的情景，鄧振南對局勢感到相當不安，深怕他的小村也會蹂躪於日軍鐵蹄之下。
當時在西貢，有一幫近二百人的黃竹青土匪。有一日，鄧振南，遇到一班日軍和密探到西貢搜捕游擊隊。碰巧黃竹青幫也在當地活動。當時兩幫人發生混戰，互相廝殺，槍彈橫飛，血流成河，不少人橫尸街頭。老百姓爲了保命倉惶走避，分不清那幫人是土匪，日軍還是來保護他們的人。市面一片狼藉。
香港淪陷之後，治安崩壞，西貢一帶盜賊四起，大小土匪搶掠村民，無日安寧。當時抗日游擊隊來到黃毛應，村民並不知道他們是什麽人，只看到他們臂上好像有「冠」字的臂章，沒有洗劫和滋擾村莊，認爲他們只是路過。
游擊隊有時借村裏的地方洗澡做飯，和村民在曬穀的空地開晚會，玩游戲，唱歌等。慢慢和村民混熟，才表露他們的身份。當時常到村裏的隊員有黃冠芳、劉黑仔、江水等。其時大陸缺乏汽油、橡膠、車胎等物資。西貢離市區很遠，日軍較少來到，運送物資回大陸較穩妥。
黃毛應村有地形之利，適合游擊隊在西貢建立根據地。有一晚隊員齊集在村内的意大利教堂開會，宣佈正式成立「港九獨立大隊」
游擊隊很快就獲得村民信任。村内的青年人都喜歡同游擊隊員談天。鄧振南經常同劉黑仔、江水等短槍隊成員交流，有時更會在教堂的露台睡。游擊隊員覺得鄧振南是可造之才，想提携和栽培他。游擊隊之後成立聯防青年會，推舉鄧振南為會長。青年會雖然鬆散，但亦肩負起抗日宣傳工作，和建立各村關係的任務。
1942年10月，鄧振南到赤徑參加軍政學習班。當時林伍教官講解戰鬥技巧、地形運用等游擊戰術，也有射擊和口令訓練。此外，羅汝澄教授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共產主義等概念。鄧振南對人民服務、平等、共產主義有初步認識，爲他之後在各村推行抗日工作建立基礎。
鄧振南於1943年3月在赤徑村教堂宣誓成爲共產黨員。但爲了從事地下工作，他的黨員身份沒有被公開。
1943年的7、8月份，鄧振南家裏糧食的產量已經不夠維持半年。當時香港糧食短缺，食米需要由米站配給。於是鄧振南就到牛池灣一家由他姐夫同一個潮州人合辦的米舖工作。
在米鋪期間，他負責搜集情報。他將情報寫在一條字條，捲起放入米袋裏。他三弟鄧輝每星期會由西貢到牛池灣取米，鄧輝取得字條後，就在西貢交給游擊隊民運隊員梁雪英。
鄧振南在米鋪從事地下工作期間，目擊克爾中尉的戰機被日軍擊落。他看到克爾逃生的大白色降落傘，在獅子山附近慢慢漂落，接近地面的時候，一陣風將降落傘吹向觀音山方向。後來克爾遇到游擊隊情報小鬼李石，游擊隊展開拯救計劃，將克爾安全護送到深圳沙魚湧。
香港淪陷後，日軍在西貢以西貢墟作爲軍事據點，而抗日游擊隊，則盤踞鄉村山區作爲抵抗，營救，支援和破壞日軍設施等任務的根據地。而黃毛應、蠔涌、赤徑、嶂上、咸田村等地，都是游擊隊駐扎的重要基地。
1944年9月，日軍憲兵隊台籍翻譯林台宜在西貢被游擊隊俘虜，日本憲兵因此在西貢的村莊進行大規模的抓捕，期間多名村民被日軍拷問後虐打至死。亦有村民被帶返牛池灣的水牢，受盡折磨，即使被獲救，也是奄奄一息。
在1944年秋天一個清晨，日本憲兵帶同游擊隊叛徒楊狗仔和華籍憲查包圍黃毛應村，將村中男人鎖在教堂内。
衆人被日軍嚴刑拷問，但大家都拒絕承認有游擊隊在村。日軍開始酷刑逼供。首先是鄧德安（鄧振南堂弟）先被暴打，但他沒透露半點消息，日軍再用繩子將他吊起在教堂橫梁上，再在脚下放火燒他，但日軍依然得不到情報。
然後是鄧振南父親鄧福。日軍叫他臥在地上，用一條擔挑壓在他脊骨，兩名日軍用力踩上去，當場把他腰骨壓斷。之後是親戚鄧戊奎和鄧振南，又是毒打火燒一頓，並用東洋刀架在鄧震南的脖子上威脅他。但可能是日軍累了，兩人受傷較輕。
在各人中被吊在教堂内慘遭火燒的鄧德安受傷最重，又缺乏藥物醫治，兩日後便傷重斃命。鄧福脊骨也受重傷，但幸懂得跌打醫術，叫家人上山採藥，醫治約半年後才好轉。
這是一場意志力之戰。一衆村民沒有任何武器的情況下，無法反抗，只能任由日軍毒打蹂躪。但每個人都沒被威逼利誘，而透露半點游擊隊風聲。鄧德安縱然犧牲了，但他的超越自身的信念，並沒有煙沒在時間中，他的浩氣依然為我們所銘記。
而日軍的一切暴行，無論在上帝或佛陀前，相信都不會被饒恕。
1944年，西貢抗日游擊隊規模不斷壯大。由初時的黃毛應、赤徑、高塘一帶，慢慢擴展到沙田、坑口等地，開始能遏阻九龍市區日軍的部署。
為了團結群衆，游擊隊決定成立地方形式政權的組織。其目的是保護家鄉、發展生產，改善民生，號召各階層共同抗日。爲了避免日軍注意，這組織只稱為「聯防會」，而不使用政府官方名稱。聯防會成立時分爲三區，鄧振南是第一區主任。
雖然每區的工作成員不多，只有五、六人。但因爲是政權組織，所以有分工。主要部門為軍事委員會和經濟小組，負責訓練民兵和開辦合作社等工作。
1945年8月15日，香港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，終於迎來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。華南抗日游擊隊接到延安總部朱德總司令的命令，向西貢墟日軍發出通牒，速令西貢的日軍遵從《波茨坦公告》，向部隊投降。當時原本派指導員梁超與日軍談判，但梁不願，改推薦鄧振南。鄧先找到何通譯通知日軍，再與西貢僞商會會長駱九，第二日3時在西貢墟中央茶樓談判。
日本警備隊隊長石井帶同一名衛兵和翻譯來到。談判氣氛緊張。但日本天皇已經投降，日軍氣焰大減。鄧振南當面指責日軍在中國做了太多傷天害理的事，限兩日内必須投降。石井回答說他們投降要由總部作主。兩日後，何通譯說西貢日軍要由司令部統一投降。游擊大隊覺得不能再拖延，決定武力解放西貢。
8月17日上午，游擊隊先派人到沙角尾山上搖旗呐喊。兩個中隊和游擊隊，約五十人，將日方陣地包圍。
鄧振南，中隊長張興和指導員梁超，在後山的制高點和山腰架設重機槍。敵軍陣地東北面則埋伏了短槍隊和爆破組。
當時日軍海面上有一艘船參戰，兵力約十人。西貢墟日本憲兵隊有二十多人，加上警備隊約五十人，又有堅固碉堡藏身，游擊隊在人數和設備上都處於劣勢。
鄧振南在清早準備進攻時觀察到，日軍脫去衣服，只穿一條日式底褲做早操，而槍支就放在一旁。鄧振南認爲部隊應該趁此機會，攻其不備，消滅部分日軍兵力。 但梁超反對，認爲要按照原定計劃8點，才可以炸毀大涌口水泥橋防止九龍日軍增援，而部隊要聽到爆炸聲後才可發動進攻。
但未到8點，日軍就早操完畢，返回碉堡。這時游擊隊才發動攻勢。碉堡堅固，游擊隊的重機槍和步槍即使猛烈射擊，也無法打穿。激戰一小時後，爆破組想潛入日軍陣地，但被察覺，短槍隊隊長李伙勝拼死想炸開鐵門讓部隊衝進，可惜頭部中彈犧牲。游擊隊久攻不克，只能撤退到北潭坳和企嶺下。
游擊隊雖然沒有攻占到日軍據點，但也炸毀了與九龍連接的大涌口橋，令日軍驚惶失措。日軍深明日本天皇已經投降，游擊隊亦會再次追擊，所以無心戀戰。
8月18日，日軍主動撤退出西貢。由於擔心游擊隊會在中途埋伏，就抓了七八個壯丁，挾持作人質，讓他們退卻時游擊隊不敢伏擊他們。
游擊隊為免傷及村民，只好放棄進一步狙擊。
日軍撤離西貢後，遭囚禁的村民重獲自由，港九獨立大隊隨即進城接管西貢墟。西貢宣告解放，市民無不熱淚盈眶。經歷漫長艱苦的抗戰歲月，社會終於迎來久違的安寧。
在日軍撤出後、英軍尚未抵港的過渡時期，港九大隊承擔起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，推動社會恢復運作。重光初期，英方兵力薄弱，為維持治安，港英政府商請游擊隊協助。但游擊隊已經奉令撤退。成員之後以個人身份組成自衛隊，持續約八個月，待局勢平穩後方告解散。
鄧振南先生在抗戰期間投身抗日活動，歷經重重生死凶險。守護家園與國家，他堅持至最後，終見曙光重現，迎來勝利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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